环滁皆山。山者,琅琊山也。
琅琊山处滁州城西南,属淮阳山地的东延余脉。东晋之前本无名,当地人统称其摩陀岭。西晋末年,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“驻跸”于此,后司马睿成东晋元帝,此地借帝王之光,沾染上灵气。
至唐代大历六年(公元771年),滁州刺史李幼卿在此兴建宝应寺(即今日之琅琊寺),将此山改名琅琊山。
琅琊山有大小丰山等七十二座山头,总面积一百一十五平方公里。山不高,最高的花山,海拔亦不过三百三十一米。境内茂林幽洞密布,碧湖流泉成网,动植物品种丰富,四季景观迥异。只可惜,很长时间并未引来人们格外的垂青与眷顾。
“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”,所谓“欧公之文”,乃北宋欧阳修之《醉翁亭记》也。
欧公于北宋庆历五年(公元1045年)由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任上被谪贬到滁州任知州。第二年夏,于琅琊山丰山脚下幽谷中发现一眼泉水,“俯仰左右,顾而乐之,于是疏泉凿石,辟地以为亭”,亭取名为“丰乐亭”,并撰文《丰乐亭记》。同年,与丰乐亭一山之隔处,琅琊山开化禅寺的住持僧智仙为欧阳修建醉翁亭。欧公常与同僚到此游乐饮酒,兼办公务,作《醉翁亭记》以记之。
“两记”的问世,轰动一时。特别是《醉翁亭记》,文字生动,语言精美,既赞琅琊山“林壑尤美,望之蔚然而深秀”,又因一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而成千古绝唱,传诵至今。
北宋元祐六年(公元1091年),苏轼应时任滁州知州王诏邀请书写《醉翁亭记》并刻碑。珠联璧合的“欧文苏字”,使醉翁亭更名扬天下,让琅琊山愈名声大震。
琅琊山并丰乐亭、醉翁亭等,遂成滁州一景。醉翁亭列全国“四大名亭”之首,与丰乐亭一起,成历来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,并称“姊妹亭”;丰乐亭下的“紫薇泉”,则与醉翁亭的让泉合称为“姊妹泉”。虽经历史沧桑,然屡废屡兴,生生不息。
《醉翁亭记》尽显欧公悠游山水、饮酒作乐的怡然情怀,或有人以为他因受贬守滁,有不问政事之嫌。实不然也。
欧公自号醉翁,表面纵情于诗酒山水之乐,心中想的还是人民社稷。所谓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,欧公实乃忠君、忧民的践行者。
老子云:我无为也,而民自化;我好静,而民自正;我无事,而民自富;我无欲,而民自朴。欧公深得圣人圣言之精髓,知滁时,行“宽简之策”。欧公曰:“以纵为宽,以略为简,则政事驰废,而民受其弊。吾所谓宽者,不为苟急;简者,不为繁碎耳。”亦即施政讲究宽容和简化,办事遵循人情事理,不苛刻武断,不繁缛琐碎,不求博取声誉,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。朱熹评价他:“公至三五日间,事已十减五六;一两月后,官府阒然如僧舍。”
欧公知滁两年又四个月,时间不长,在琅琊山留下诸多人文遗迹,还有流传千古的不朽诗文;而政声卓著,百姓安居乐业,更给滁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,“不见治迹,不求声誉,宽简而不扰,故所至民便之”。
欧公后来曾权知开封府,其前任为以威严著称的“铁面老包”包拯,而欧公仍行“宽简之策”,照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清代有人在开封府衙东西两侧各竖一座牌坊,一边写着“包严”,一边写着“欧宽”。
“宽简之策”乃欧公一生为政的风格,深得民心。与他的不朽诗文一样,代代传颂,以至于今。
当地人说,滁州借欧公之文,不是止于扬名,而是始终在建设、管理和发展上,力求简约,以民为本,“所至民便之”,借欧公之光而愈光。
如今的滁州,欧公陶醉的山水仍在。琅琊山被列为全国首批十大国家森林公园之一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,琅琊寺、丰乐亭、醉翁亭、会峰阁、清流关等自然或文化遗产,始终焕发着人文的光芒。在醉翁亭景区,亭虽几经损毁、几经修复,翼然之势依旧;让泉仍水声潺潺,先入方池,后入玻璃沼,终年恒温;欧公手植梅花,谓之“欧梅”,历千年不忘绽放;另有移置的菱溪石,旁边刊有欧公撰写的《菱溪石记》,诉说着菱溪石得宠失幸再三却宠辱不惊的故事……
后人在亭北侧建有“二贤堂”,供奉的正是北宋两位贤良知州欧阳修和王禹偁——这可看作是对欧公最好的肯定与褒扬。近年又有新辟的景点,命名取自欧公之文。如“同乐园”,辟有广场、乐乐馆和书法长廊,名字取自“醉能同其乐,醒能述以文”;沿琅琊古道前行,群峰之间一泓湖水,清澈如镜,稍加修缮,崇尚自然,谓之深秀湖,取“蔚然深秀”之意。景区全天对市民免费,二十四小时开放,每天游人如织:年轻人在健足,孩子们在嬉戏,老年人在跳广场舞、唱黄梅戏……徜徉在琅琊山景区里,一派放松与安详——这与欧公当年描述的琅琊山怡然景象,何其相似也!
山水因人而闻,或不鲜见。然欧公为文为政为人之风格和品德,浸润在琅琊山这片土地,为人称颂,历千年而不绝,泽被后世,发人深省。古往今来,能有几人与之争?
琅琊山环滁,自古及今。然环滁皆美,环滁皆善也。信夫!